举措二：建设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完善金融科技产业孵化机制，加快培育金融科技龙头机构，形成从基础架构到应用场景开发的金融科技全产业链。开展数字货币研究与移动支付等创新应用，争取建设法定数字货币试验区，推动数字人民币国际合作和跨境使用，前瞻布局新一代金融基础设施。发挥国家金融科技测评中心平台作用，探索制定金融科技行业和技术标准。促进金融与科技融合创新发展，鼓励金融机构与科技公司以定制方式开展合作，创新智能金融产品与服务。实施“深港澳金融科技师”计划，探索举办金融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和金融科技节，打造金融科技高端品牌。

此前由北京前沿金融监管科技研究院（FIRST）、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浙大AIF）司南研究室、浙江互联网金融联合会（ZAIF）等联合发布的《2020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城市报告》显示，深圳在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城市的排名仅为第六位，距离一流水平仍有差距；前五位依次是北京、旧金山（硅谷）、纽约、上海和伦敦。

举措三：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大力支持设立外资控股的证券、基金、期货、保险公司，支持境外银行设立分行和子行。试点外汇管理改革，有序推动不可兑换项目的开放。先行先试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开展本外币合一跨境资金业务试点，推进资本项目跨境人民币收入境内使用便利化。创新面向国际的人民币金融产品，发展人民币国际投贷基金，探索拓宽跨境人民币回流渠道。开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跨境业务试点，完善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和合格境内投资者境外投资试点管理办法。推进深港澳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和金融（基金）产品互认，推动设立大湾区债券平台、港澳保险大湾区服务中心。

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这会否对本土金融业尤其是深圳的金融业形成冲击呢？对此，泰信基金的胡鑫表示，就政策而言，管理层可能更多的是想引入国际大型资产管理公司进来推动国内行业的发展，因此就算开放也不会完全放开；因为中国目前的基金行业跟发达国家存在差距，部分放开后，有利于基金公司能够感受国外先进资产管理公司带来的压力，逐步实现资管转型的道路，从而形成“鲶鱼效应”；总体而言对本土基金业应该没什么影响，反而有促进作用。

而一位某股份制银行深圳宝安支行行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无论是外资银行、抑或是外资投行、甚至是外资的资产管理公司，其实它们对中国市场的理解远远不及本土企业；就此前外资银行在国内发展情况而言，“支持境外银行设立分行和子行”这个对本土银行业的影响甚微。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有竞争总是好事，反而会刺激本土银行业做大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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